编者按：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构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推行至今，在补短板、去库存、降成本、调结构等方面可圈可点，随之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转型升级带来的磨合与阵痛。为此，《经济参考报》记者分赴黑吉皖赣湘鄂粤等7个粮食产销大省进行调研采访，剖析问题成因，探寻解决之策。现分上中下篇陆续刊出，敬请关注。　　当前，在国内外粮价严重倒挂、粮食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生产遭遇困局，购销严重依赖托市，收进来的粮食只能进不能出，库存不断高企，农民收益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我国粮食生产的竞争力因此不断下降。《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不断提高粮食最低保护价，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粮食生产成本总体偏高。究其原因，在于小农经营缺乏成本管控意识，推行规模化经营遇到多重短板掣肘。　　“天花板”下压“地板”抬升 双重挤压致粮价严重倒挂　　当前，国际低粮价的“天花板”和我国粮食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的挤压效应十分明显。江西省第一产粮大县鄱阳县粮油站站长舒金贵说，国外低价粮大量涌入，说到底就是因为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太高，不解决这个问题，进口量很难降下来。　　江西省丰城市监云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付监云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当地种一亩水稻，田租350元（单季）、化肥70元、农药70元、拖拉机75元、收割机85元、人工200元，这几项主要成本加起来就要850元。按当地水稻900斤／亩的亩产计算，每斤稻谷的成本价就达到了近1元钱。　　江西省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局对江西部分地区早稻生产成本的调查显示，今年早稻生产中，调查户亩均总成本958.04元，其中，机械作业费181.05元、种子费57.64元、化肥费118.95元、农药费43.01元、人工成本344.59元、土地成本150.09元。按照这一成本，调查户亩均净利润113.43元，同比减26.76％。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农委市场信息科科长晋茂胜表示，据初步调查，种植一亩地，水稻小麦连作，总成本在1700元上下（包括土地流转费用和劳动力成本），在目前国家水稻、小麦保护价的前提下，水稻产量需500公斤以上，小麦产量需300公斤以上，每亩才能有150到200元收益。　　在成本高企背景下，为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我国不断提高粮食最低保护价，并逐渐形成国内外粮价严重倒挂的格局。记者调研了解到，近期，泰国含碎5％大米出口价为372美元／吨，越南含碎5％大米的出口价为350美元／吨，折算后分别约为1.2元／斤和1.1元／斤，和我国稻谷价格基本相当。　　承租关系不稳定 种粮大户不敢长期投入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粮食生产成本高企，一方面是由于土地分散经营，市场谈判力不足，投入要素价格偏高，且缺乏成本管控意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规模化经营过程中遭遇土地流转不规范、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化服务跟不上等多重短板，增加了成本。　　土地流转费用过高，且承租关系不稳定。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农委农业股股长张丙成告诉记者，当地土地流转费用在800到1000元／亩，超出很多种粮大户预期，在规模农业生产成本中占比很高。　　国家统计局江西抚州调查队的调查指出，因看好种粮收益，一些社会资本和务工返乡人员盲目进入，加剧了流转竞争，抬高了耕地租金。目前，当地一些生产条件较好地块的租金已突破700元／亩。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影响机械化推广抬高成本。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普遍较为滞后，影响了农业机械的推广，进而增加了成本。“比如现在有一种大型收割机可以一边收割一边把稻谷直接打到拖拉机里，但它在我们这种小田块里根本施展不开。”他说。　　湖南省农机局农机监管处处长刘毅介绍，尽管湖南省农机保有量位列全国前五，但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只有65％左右，而且农机面临“出不了门、下不了田、回不了家”的尴尬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而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鄱阳县种粮大户高彩霞已经规模流转土地10余年时间。他说，由于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他们种粮大户都不敢对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投入，比如去年春耕期间，当地雨水偏多，田间道路积水严重，他花了1万多元买了几车石子铺路。“如果承租关系稳定，我以前早就把路修好了，这种短期的重复支出，无疑会增加成本。”高彩霞说。　　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等投入很大，而且存在浪费现象。记者在多地采访时发现，在国家惠农政策支持下，很多农民家里都购买了农机，但这些农机每年就使用几次，闲置现象严重。　　“虽然买农机国家有补贴，但自己还是要出不少钱。”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蒋巷镇种粮大户刘和平告诉记者，其实他们也不想自己买很多农机，但现在在外面请农机一是难请，二是价格偏高，服务跟不上。　　今年，凌继河在继续种好自家一万多亩田的同时，还开始为周边的种粮大户提供种子、农药、化肥、机耕、机插、机收等产前、产中、产后托管服务。他说，经营规模扩大后，他可以从厂家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农资、农机等，其他农户通过购买他的服务一亩成本可降低100元左右。　　国内外市场关联度增强 短板亟待补齐　　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国内外粮食市场关联度大幅增强的背景下，我国亟须补齐涉及农业生产的土地、设施、服务短板，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并逐步建成在国际市场上有充分竞争力的现代农业。　　首先，稳定承租关系，降低流转费用。高彩霞说，过去粮食生产成本主要高在农资价格上，而现在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不断加快，流转费用已成为推高粮食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这两年，粮食价格不断下滑，但流转费用却一直处于高位，种粮大户的收益被严重挤压。”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农委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曹军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前两年，当地土地租金在1000元／亩左右，这两年农民种粮收益下降不愿再种，租金才有所下降，目前在800到1000元／亩。他建议，今后，国家对土地流转进行规范，如根据农作物的收益情况设定一个标准，确保种粮大户拥有合理收益。　　其次，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种植业管理局局长鲍永瞻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太多，这么多年，国家不断加大投入，地方也整合了许多资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整体来说仍显不足，往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江西省高安市农业综合开发办负责人谌曦说，当前国家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提出到2020年全国共建成高标准农田8亿亩，但当前由于投入标准过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进度仍然太过缓慢。“以高安为例，按照现在的投入和建设进度，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　　最后，加快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湖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曾福生建议，国家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和发育农业服务市场，推广代耕、代种、代管、代营的纵向分工与服务外包，扩展农业的分工经济性，降低农业经营组织的运营成本。　　“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未来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江西省九隆农事服务联合社总经理袁松松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做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规划，培育好专业服务市场，在合理匡算服务成本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尽快成熟。　　农村产业融合：须强化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记者近期在粤湘皖黑赣吉鄂等7个省份采访了解到，各地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效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当前产业融合仍处在发展初级阶段，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尚待完善，亟待破除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设用地瓶颈，释放农业补贴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引导、催化效应。　　“普通大米一斤4元左右，现在最贵的‘万年贡’米为每公斤170多元。”江西省万年贡集团董事长蔡阳厚说，公司还在打造以“米”字为主题的旅游文化产业，投资27亿元建设1000亩的“国米”生态产业园，并将3000亩零散水稻种植基地出租给城市中高收入人群，满足他们利用周末、假期栽秧、收割等需求。　　农产品价值链得到提升的背后是万年贡集团实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与鄱阳湖平原主要产粮区100多个粮食专业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辐射带动17万农户，同时整合当地32家粮食加工企业生产“万年贡”牌高端礼品米。　　不仅如此，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农业风险共担机制也开始建立起来。广东省云浮市温氏集团是全国最大的养鸡企业，公司向农户提供种苗、饲料、技术等，从农户处回收产品时采取“保价收购”，保证绝大多数农户的养鸡收益在2元／只左右。　　温氏集团副总裁叶京华说，禽流感肆虐期间，鸡价跌到历史最低点，温氏集团曾在短短40天内就损失2.2亿元，但依然保证养殖户有1.3元／只以上的毛收入。温氏集团还设立了风险基金，如果农户在养殖过程中因遭遇洪涝、台风、疾病等灾害受到重大损失，可从基金中提取补贴，用以保证农户不发生亏损。　　有的农民还开始分享到二三产业带来的利润。在湖南省宁乡县大成桥镇永盛村，水田租金、打工工资、客房分成成了该村300多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村民刘小平家，《经济参考报》记者看到两层楼的房子被装修成农家宾馆，一楼由其家人居住，二楼是16间标准客房。　　担任自家客房服务员的刘小平说，水田租给了当地的龙头企业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金是800斤谷／亩/年；房子租给该公司装修后做宾馆，每月能收到4元／平方米的租金和客房收入分成，此外每个月还有1700元的服务员工资。　　尽管如此，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部分地区，由于没有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难以分享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甚至连生产环节的收益也不能完全得到保证。　　安徽省农委农业产业化指导处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农村产业融合多采取订单式农业、流转承包农业，真正采取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将农民利益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所占比例并不高。　　一方面龙头企业具有信息优势，处于博弈主导地位，有可能侵害农户利益；另一方面，农户与龙头企业签订的契约一般期限较短，且契约约束力不强，订单履约率低已经成为订单式产业融合的主要障碍。　　广州市一家养蜂合作社的理事长说，虽然公司与87个农户有订单收购的约定，所有农户的蜂蜜全部由我以订单价收购，但是蜂蜜价格好的时候，约定便成了废纸，农户把蜂蜜都卖给外面的蜂蜜贩子；蜂蜜价格差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求我以保护价收购。　　产业配套所需建设用地严重缺乏也制约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记者采访发现，“农业+旅游业”所需的休闲观光度假场所、各类庄园、农家乐等，以及“农业+工业”所需的农产品加工、展销场所等，均受限于建设用地指标缺乏，导致项目无法实施或违规上马的现象比较普遍。　　吉林省农委农产品加工处处长李伟华说，农地、林地、建筑用地的管理条块分割，但产业融合发展则需跨界，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在林地、耕地上开条路的限制非常大。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梅嫂农庄是一家以果蔬种植为主的农场，负责人徐克辉说：“农业用地上搞餐馆、停车台也是为了追求附加值，不用太多面积，也可通过技术手段不占耕地。为什么就得不到支持呢？”　　专家认为，应当立足于以完善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推广股份合作型利益联结。　　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应当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通过双向入股方式实现利益联结，鼓励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和普通农户以土地、劳务、资金等入股企业，支持企业以资金、技术、品牌等入股专业合作社。完善利润分配机制，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分配方式，明确资本参与利润分配比例上限，维护农民利益。　　广东省云浮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建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中单列一定比例，专门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辅助设施建设；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整理、土地整治等新增的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连片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高标准农田、生态公益林等，允许在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等前提下，利用一定比例的土地开展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加工流通等经营活动。　　有专家建议设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专项资金，其补贴项目应从生产环节向加工、运输、销售环节配套拓展，为对农村产业融合作出贡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补助，例如：支持经营者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进行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为新产品加工、销售需要购置的设施、物流、运输给予补助；其次，可为先进农业经营者提供融资优惠、利率优惠，延长贷款期限等。